黄帝为了借用二位神人的能力，便命人用桃树木板刻成他俩的样子或写上他们的名字挂在门上，用来驱散邪魅。

从《后汉书》的记载来看，汉朝的人每逢春节，便在门口贴桃符的习俗已经非常盛行。

在东汉以后，形成与门神配套的文化仪规，强化门神驱邪辟鬼，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功能。对于贴年画和贴春联，有个专用名词叫“封印”，不论是挂桃符、贴年画和春联，皆有操作的规矩。“封印”，是指封闭已经扫除干净，清理整洁的内在场态，让邪气妖氛不能再进入家中。“封”，是封闭、阻隔之义；“印”，则是标示于显隐两境，我已经封起来了。

定太祖乾德二年的除夕夜宫宴上，后蜀君主孟昶让手下大臣幸寅逊在桃符上题词。

但当时并没有这个传统，幸寅逊相当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面对着这“没有玩过的全新活动”，幸寅逊颇为忐忑的题了一句词交给孟昶过目。

孟昶瞧后，并不是特别满意，因而，他自己带头题了一句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后来，定太祖常威灭掉后蜀后，这种在桃符上题字的玩法也流传下来。

大定重文轻武，在这种国策驱使下，文化氛围格外浓郁，体现在桃符文化上，就是其表现形式种类格外丰富。

大定的桃符，在形态上包括桃弧、桃苑、桃梗(桃枝)、桃人、桃印等不同样式，按内容分类桃符又包括写对联、画虎、画鸡、画门神等。

太宗时，帝都金陵，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或用朱笺，或用红纸，惟内廷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红边蓝边，非宗室者不得擅用。

京师风俗，新年必换春联，宦商土庶，无不以朱笺贴门，焕然一新。

如果说，一开始春联是由皇帝自上而下推动的风俗变革，那在此之后，民间对于这种春节习俗的喜爱，便是真真切切发自内心了。

本朝造纸术发明，纸张质量远胜往朝，且价格亲民，寻常百姓也能购买数张请人写上吉祥如意的对联张贴，春联因而盛行开来。

嗯，虽然大定文化繁荣，但大多数百姓仍是目不识丁的。读书成本太过高昂，委实负担不起。每到春节期间，有个行业便很是吃香——“代写”。

为了生存，书生们挤破脑袋也要往“体制”的彀中钻，明明知道是套也要抢着被套，仿佛除了“编制”谋生这条路外，没有路了。好在天生我材必有用，书生们很快就在夹缝中闯出一条路来。舞动笔杆子的“代写书信”这门生意应运而生了。

一开始，代写的只是书信，后来抢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不得不开辟其他几条业务线。范围由书信发展到情书、诉讼、契约等，代写先生就有了红娘和民间讼师的角色。可说是爱情的天使，一封封情书挑动着情人的心，亦可说是律师的鼻祖，替打官司的人出谋划策，也可说是调解员的化身，帮助有隔阂的人调和关系。四川一带甚至把代写师称为“箍桶匠”，意思一目了然。

稍微大点的县城里，经常可见这么一个画面——

一位身着洗的发白的儒衫的老者，摆个小摊儿，小摊边竖起一只竹竿，上方挂一旗幡，有“代写书信”字样。路边门前一个石板上，或者是一张破旧不堪的小桌，外加一张板凳，石板上或桌子上铺着一叠质量不等的草纸，一支细长的狼毛笔，平平的砚台里，承着稀泥一样的墨汁，先生薄服飘飘，端端正正地坐在板凳上，长发有点乱，不时落在眼角，看到行人猛地眨一下，然后打量着那些神秘兮兮的行人。

代写书信时，老头儿手拿毛笔，旁边坐着一位乡村打扮的妇女在口述，老头儿就按她说的意思写成书信，或对儿女，或对丈夫，或对父母……老头写完后还照信念一遍，要求者满意了就算完成了。事毕，妇女掏出钱来交给老头。

代笔方式分两种，一种是客人具备口头表达能力，由他们口述，代笔者一句不误地照录；另一种客户基本不具备准确叙事能力，他们唠叨出想要传达的意思，组织文字全凭代写书信的“捉刀”。代写书信的喜欢套用尺牍中半文不白的谦辞，如开头是“敬启者，见字如面”，结尾则是“余容后禀，善自珍摄”等，千篇一律，每封信都用得上。信写完，代笔者把全文读给客人听，客人听出遗漏的内容，可以要求逐一添上。先生常常是有求必应，能够一遍完成的先生都是脑子清醒、下笔干脆、文字工整的职业先生，赚银子也更容易，但自得其乐者也大有人在。不过，代写书信的收益一般都是蝇头小利。

到年节时，这些“代写师”便多了桩既轻松又更赚钱的生意：写春联。

但铜鞮县城的代写师们却发现今年来请代写春联的人比往年少了许多，打听后才晓得是通判大人在“抢生意”，心里那叫一个憋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