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女子名叫孟兰，与父亲孟大宝相依为命，孟兰父亲是做布匹生意的商人，恰逢今年春季布匹换新大卖，使得生意很是火热，孟大宝为了多挣些银两便前去邻县补货去了，一直忙到这年的冬天才回家。当晚，孟兰见父亲回家很是高兴，便多炒了几个菜，孟大宝接连几碗酒下肚喝得大醉，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孟兰见状也是不忍打扰，简单收拾一番过后便早早睡下了。

深夜，睡梦中的孟兰被父亲喊醒，恍惚中的孟兰听见门外的父亲大喊：“不好了！有人死了！！”等孟兰穿好衣服急匆匆跑向门外的父亲时，只见一个陌生男人躺在自家院内，手里还死死地抓着一个自家的钱袋子，孟兰一个弱女子哪里见过这种场面，顿时被吓得花容失色，陪着父亲一起跑去县衙报官去了。

不久后，七八名衙役们便赶到了现场，因为是命案，所以县衙对此十分重视，将发现尸首的孟大宝带回了县衙审问。

孟兰认为此事是强盗入室盗窃不成，反倒是因此意外丢了性命，本想着衙门是盘问一番过后就归还钱财，放他们父女二人回家静静等待真相水落石出，不料那萧县令及一众衙役们都一口咬定死者是孟大宝所杀。

孟大宝当然是不承认自己有罪，坚称他是清白的，但萧县令却表示道：此案证据确凿，贼人就是被孟大宝所杀，要不然怎么会平白无故出现在孟家？尽管孟大宝一再喊冤，但萧县令已经没有了耐心，便命手下的衙役们给孟大宝上刑，孟大宝年近半百哪里吃得消，在严刑拷打下只得承认自己杀人，屈打成招……

冯过听到这，冷哼了一声。

证据是查清犯罪事实、认定罪行的重要依据。物证是指可以证明犯罪人犯罪事实的相关物品，实物证据则有犯罪工具、罪犯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等。《定刑统》规定，在物证确凿的情况下，即使没有罪犯的口供，也可以根据物证定罪，表明物证的效力已经超过了口供。

在司法机构对案件不能确定、嫌疑人又不肯招供的情况下，可以加以拷讯；如犯罪事实经过验证无疑，则可以“据状断之”，不必拷掠。

为了防止官吏非法刑讯，政府对刑具也做了统一规定。杖是大定官定的刑讯工具，定制规定，官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能超过二寸，小头宽及厚度不能超过九分，重量不能超过十五两，刑讯杖不能留节，也不能加钉子或筋胶之类的物件。刑讯部位为背、腿、臀，每次三十而止，行刑过程中不得更换行刑人。如在刑讯过程中犯人死亡，则根据相关官吏故意和过失、被拷人有罪和无罪承担相应的责任。

由于结案对最后的判决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定王朝规定，凡杀人、伤人等重大案件，结案前必须差官检验，未经检验不许结案；如果案犯是外籍人，还必须在结案前到案犯原籍进行走访，调查案犯三代有无“官荫”特权，是否为在逃犯等，以此作为判决时减轻或加重刑罚的依据。

很明显，人命关天的案子却被这个萧县令草草了结，真是肆意妄为、目无法纪！

虽然朝廷关于用刑一事有诸多限制，但刑杖在行刑人手中可轻可重，“屈打成招”这样的事屡有发生，并不出奇。

别怪责受刑之人不够硬气，事实上能有几人扛得住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楚？

萧达远如此武断地认定孟大宝便是杀人凶手，貌似推理正确，但证据呢？冯过受了那世律法影响，禀持的原则是“疑罪从无”——

刑法“有利于被告人”人权保障理念的具体体现，是“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所规定无罪推定原则的派生标准。疑罪从无在审判阶段要求，既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应推定其无罪。

寻找证据是公诉机关要做的事，绝不能主观认定，否则容易引发冤假错案。

那一副富态的萧知县区区一天便破了命案，在冯过看来分明是漏洞百出。

既适逢其会，那便好好地管上一管吧，冯过如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