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鼓击过后，就见“五曰鹤警，六曰凫趋，七曰鱼贯，八曰鹭伏，九曰蛙坐，十曰猿献”，可以试想下，看着一帮人对着自己低头哈腰，还得面带恭敬神色听自己说道，是不是有一种掌控他人的愉悦感油然而生？

若是县老爷要视察民情，那才叫真威风呢。

前面有差役举着牌子开道，后面还跟着一帮人，有拿公文袋的，有押班次的，还有奏乐的，一路热热闹闹，好生气派。这时候，这些地方父母官还只是坐在轿子里，看不到一路百姓对他们的膜拜眼神。到了每月朔、望这两日，他们必须去孔庙、关帝庙等处拈香，这时候就要接受里三层外三层老百姓的“围观”，此时的存在感才是真正的绝对的爆棚。

是以，对于某些“不思进取”的地方官而言，远离京城、远离皇帝，可以尽情耍着威风，嘴上说着喜欢那京官的牙牌，心里没准却是想着地方上的自在。

冯过当然不会这么“矫情”。

三年来，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好似游戏打怪升级，算是通了关，成了大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不就是希望读书改变命运并以此为踏板直至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理，不想官居一品的官员不会是好官。他冯过，但求官路亨通，方可改变一些事情。

去威胜军做通判，乃是大好事，还可避开朝堂甚嚣尘上的党争，何乐不为？

而且，此去河东铜鞮，三年方可一转，还可暂缓婚事。

其时，纳采、纳币后即完成订婚，或在当年或于三年后亲迎。虽说“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可在冯过看来，中学生结婚实难接受。是以，他内心里对于明年结婚是抗拒的，才十八岁好不好，资南嘉更是只有十七岁，要不要这么着急？

嗯，虽说有九天婚假，但人在河东，来回奔波也太仓促了，是不太可能在通判任上结婚的。如此一来，就需三年任满方可完婚。二十岁成婚，貌似可以接受。

这倒并非是他有心拖延，更非不满这门亲事，得妻若资南嘉，夫复何求？

说起婚姻，在大定无疑是最伤钱的。

司马光在《书仪·婚仪上》中曾书“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才之多少“，直白明了的道出大定社会的婚制大都为为财而婚，由此演变而来，婚姻不再是两情相悦之人的结合，更像是一场互换人质的的商业交易，亦有人云“取其妻，不顾门户，直取资财。“而其中，婚姻交易自上而下，自皇室宗亲与民间富室，至士商之间，皆存在交易婚姻的行为。

若论门第制度，士农工商，士商之间断然不能自愿联姻。然而大定民风开放，经商之气异常活跃，商人经商形势一片大好，许多朝廷官员纷纷改变思想，不仅自己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大敛钱财，更是将目光放到了下一代身上，将婚姻之事作为商业谈判桌上的一笔筹码。大定科举制度大盛，进京赶考多为寒门子弟，而官场冗官现象严重，官场腐败之风盛行，空有一腔热血满腹才华，倒不如万贯家产把持在手，支撑权势拓宽人脉更为稳妥。

至此，新科进士不以为耻，竟在发榜之日将自己明码标价，毫不犹豫将自己“卖“了出去。元佑年间，丁鹭在《禁绝登科进士论财娶妻》中上书：“登科进士，论财娶妻，全乖礼义……亏损名节，莫甚于此。”愤怒指责新科进士不顾廉耻，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士学子的争相效仿，经商之人更是不能放弃自己能够获得的政治地位，借以婚姻之名的钱权交易非但没有在朝廷的禁止下得到收敛，反而愈演愈烈，长此以往倒是形成一定民风，见怪不怪，叹哉。

士商联姻，官民联姻，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大定在财婚之风上与前制的不同，逐渐转为男方索取财物变多，女儿的嫁妆远大于儿子的聘礼，尤其在面对新科进士时，民间富商都盼望着为女儿求得好郎君，自己家便也能飞黄腾达，基于此，民间家中有女的富商便争相抢夺新科进士，自然将嫁妆的规格一抬再抬。

同时，大定的法律表示，家中若有未婚女子，则女子得到的财产应是男子所继承的一半，在某种程度上，让民间富商将女儿的婚姻看做对女儿的投资，期望从女儿的婚姻中得到利益。既是投资，商品经济盛行，重金主义深入人心，富商便自认为投资越大，收益越多，更是助长了厚嫁之风的盛行。

无论是婚姻交易，还是厚嫁之风，都是定人不顾廉耻，世风日下的糟粕。无论是皇室宗亲，亦或是民间百姓，都将婚姻做为牟利的工具，将士人所学的礼义廉耻抛在脑后，实为不该。不过，凡事皆为两面，大定重财的财婚现象自是不可取，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流传已久的，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风开放的历史进步。